通常我们厌恶任何团体与组织限制写作者的自由，但写作是不能无条件地自由的。
譬如说，你不可以写一篇主人公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并且他还非常善良，诸如此类。
你可以诡称这是巧合，但实际上这已经表明了作者的立场。
日本创作者经常会犯这类毛病（或许以他们的政治主张看来并不是毛病），以一种积极的手法去描述二战时期上上下下的日本战犯，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但自由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我们经常戏称说涉华即辱华，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你依旧可以写类似鲁迅《铸剑》那样的中国风作品。
但是，涉华辱华的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亦或者说被扣“辱华”帽子的状况是存在的。譬如说，如果我现在打算写一篇小说，需要主人公自己充分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要涉及“警察不作为”这个要素时，背景发生在中国，我就可能会被某些组织（包括平台）与普遍的阅读者认为我夹带私货，对中国警察予以否定。
我不否认我确实遇到过“警察不作为”的事情，当时我也很不愉快，但真真结合并不代表真——我也遇到过优秀并且让我想为之感谢的警察，我写小说时也没有夹带私货的想法。然而身为中国人，写中国警察显得离谱这件事，就是“不太行”——如果日本人写日本警方如此，或者身为美国人写美国警察如此，则似乎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环境基调如此，让人觉得很遗憾。

同时，身为中国人，写日本/美国背景的作品时，也要小心翼翼地模糊现实中的国际关系，以及一些敏感的要素。譬如，如果主人公身为日本人，那么过度写他/她反思二战，会有一种精神意淫的嫌疑，否定二战战败或者二战的非正义性虽然符合现实中许多日本人的认知状况，却会让人怀疑作者自己的政见。对华关系也是，如果主人公亲华，则显得作者亲日，主人公反华，又显得作者反华，对此不模糊谨慎处理是不行的。美国的状况类似，特别是对自由民主之类的话题，尤其需要谨慎。
说真的——写作时使用日本、美国要素，原本是为了异域风情，无异于刘慈欣意淫日本美人的状况，凡事都涉及政治（或者与此相关的联想），实在是很糟糕。